时政热点：官场无“术”，权力有“度”
官场无“术”，权力有“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谈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时指出，要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如何解析官场术?怎样才能将官场术危害降到最小甚至彻底清除?
官场术：看似中性，实则贬义。官场和官场术并不是专业的政治词汇，这个近乎日常的词汇，看起来是中性的。因为，有官的地方就有官场，有官场的地方就有官场术。但是，实际上，官场术这个词，本质上是贬义的。首先，官场术基本上都是用来描述贪官坏官的，很少用来描述好官;其次，官场术这个词经常与权术、权谋联系在一起使用。
古往今来，对于官场术有很多描述，以下描述比较经典——“官场三大功夫：包装、运作、造势;官场三大法宝：权术、心计、内功;官场三大利器：权力、金钱、女色。”
说到底，所谓官场术，就是求官、做官和升官的手段。官场术之所以是贬义的、消极的和庸俗腐朽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醉心于官场术者，做官目的不纯，做官不为公共利益而为私利;其二，其求官、做官和升官的手段不光明正大，不符合法律制度规定，也违背官员职业道德。
对于为官之道来说，手段和目的很难分开。即使为官的初衷是好的，手段的不正当也会反过来影响好的目标的实现，因为阴暗的官场手段会破坏官场生态。至于买官卖官，则无可置疑是更大的污染源。买官的人要通过做官收回买官成本，自然会把私利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卖官的人已经违法，同时还会受到买官者的挟制，自然不能做到坚持原则，秉公办事。
官场术是不健康官场的产物。官位和权力本为公共利益而设，为保障权力和官位的公共性，必会有一系列的公共制度安排和公共文化培育。这就要求执掌权力的人具有公益大于私利的精神和遵守制度的习惯。当官员把私利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不遵守制度又不能被及时淘汰出局时，健康的政治文化就会被破坏，长此以往，官场术就会大行其道。
纵观古今中外，官场术并非某个时期、某个国家所独有。中国的官场术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术”，民国时期有大行其道的“厚黑学”，当代也存在少数两面人和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等问题。在西方一些国家官场术同样存在，只不过有特定的表现形式而已。
以权力之“度”破官场之“术”。官场术的发生发展是有迹可循的，只要主动努力，即使做不到完全清除，也可以将其生存空间压缩到最小。
教育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如前所述，官场术源于为官目标偏离公共目标，对权力没有正确的态度。公权私用来自人性自发的自私性，然而，自私性可从人的自然属性生发出来，公共性也可从人的社会属性生发出来。因此，对党员干部教育的重点在于激发其良知良能，使其对公共性的信念强于自私的信念。历史证明，我党在这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创造了干部教育的典范。
毛泽东同志在谈做官时指出，我们是做官，官是得做，但是官风或者是官气要慢慢地打掉一些，最好是把它根绝，就像消灭“四害”一样。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表示，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讲话中提到，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
加强干部人事工作监督和纪律检查。官场术的实质是使用不正当手段去谋取官位和使用权力，过程中必然会违反党的制度和国家的法律。压缩官场术的空间，就要加强干部人事工作的监督和纪律检查，使那些醉心于官场术的人意识到，任何不正当手段的使用都随时会被发现和惩处。全面从严治党以来，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击贪污腐败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打击了曾经盛极一时的官场术，使干部队伍状况和党内政治生态大大好转。
通过完善干部人事制度，畅通干部正常选拔任用的机制。官场术的盛行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官员缺乏理想信念和奉献精神，另一方面是因为干部选拔任用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只有建立起“努力做事、立功立德就一定能得到升迁”的官场预期，那些投机取巧、钻营舞弊的官场术才没有市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才能畅行无阻。要建立这样一种机制，就要增强干部工作的组织性和民主性，改变干部使用权集中于“一把手”的状态;增强竞争性，减少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论资排辈;推进制度化，减少随意性;增强公开性，压缩干部工作“暗箱操作”的空间，让党员干部对职位的追求走到桌面上来，走到阳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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